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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網文選輯【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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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網文選輯【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五 10月 06, 2017 6: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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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YMC (2017年10月)



【按語:

印尼“9.30”事件發生於1965年9月30日。雖然已過去52年,但事件的起因、過程,以及造成的社會歷史影響,卻至今未有定論,仍然爭議不斷。

以下是華人世界對印尼“9.30”事件的一些議論:

—— 中國大陸媒體口徑一致,將“9.30”事件定性為:美國背後策劃、由蘇哈托發動的反共反華反革命軍事政變;是蘇哈托發動的反華大屠殺;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屠華事件;

—— 一些歐美華裔人士,訊息靈通,大膽直言:印尼“9.30”事件是中共支持的印(尼)共發動的未遂政變,但旋即被蘇哈托領導的陸軍鎮壓撲滅。

他們說,印尼華僑華人應該慶幸印(尼)共政變失敗,沒有上台執政,不然,印尼華僑華人會像柬埔寨共產黨統治下的華僑華人一樣,慘遭滅頂之災;

他們還指出,蘇哈托反共不反華,並舉例說明:

※※ 蘇哈托的執政團隊幕僚中,有一些華裔學者/官員,誠心協助他依法施政;

※※ 在蘇哈托任內,有一位華裔軍人—熊德怡先生—獲信任重用,被授予准將軍銜,歷任陸軍軍官學校指揮官、雅加達市西區0503軍區指揮官、北蘇拉威西省131軍區指揮官等軍職。熊德怡准將直到1999年,蘇哈托下台後,才結束軍旅生涯光榮退役;

※※ 林紹良是一名華裔商人,信奉佛教。是蘇哈托還沒有當總統的時候,認識的其中一位華裔老朋友。蘇哈托當上總統後,在蘇哈托提攜下,林紹良的生意蓬勃發展,財富急速膨脹,幾度登上“印尼首富”、“世界華人首富”、“世界第六大富豪”的寶座;

※※ ......。

—— 新加坡是印尼的近鄰,通訊交通發達,因此當地的媒體經常可以打探/發掘到,有關印尼發生的鮮為人知的事件的消息和細節。新加坡記者和學者,隨即會深入分析研究事件的來龍去脈,但不輕易作結論。例如,對印尼“9.30”事件,他們很謹慎地以事件“至今還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或“仍撲朔迷離”為藉口,避免直接作出清晰評論。但多數讀者,讀完他們的文章後,都會各自作出幾乎相同的結論。

本選輯《印尼“9.30”事件》,選登如下五篇網文(以發表時間新舊為序):

1. 廖建裕:印尼9.30政變再度受爭議
2. 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
3.《文匯網》:印尼屠華事件被判「反人類」 美英澳是幫兇
4. 陳加昌:印尼“9.30事件”仍撲朔迷離
5.《人民網》:解讀印尼“9.30”屠華事件--華人為何會成為犧牲品

以上網文與網友分享、供網友參考。

本來想選登幾篇在印尼世代居住的華裔人士寫的評論文章,無奈在網上搜索良久,毫無收獲,只好作罷。

歡迎網友補充、評論。】





【未完待續】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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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建裕:《印尼930政变再度受争议》【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日 10月 08, 2017 9: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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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續-1】


《印尼930政变再度受争议》

作者:廖建裕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7年9月30日)


今年是印度尼西亚1965年9月30日(930)政变52周年。是谁发动这场政变,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正在利用这个课题,打击并削弱总统佐科的地位,以便在本年度第二轮地方选举,以及2019年的总统选举,击败改革派。

1965年的政变已是陈年旧事,为何至今还被人利用?这与发动政变的主谋有关。谁是政变的首脑,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当时,全球还处在冷战的阶段,印尼政局也不稳定,国内两大势力,即军人与印尼共产党,相互竞争,企图加强各自的势力,以在苏卡诺总统下台之后夺取政权。

在这两股势力之间,苏卡诺力求平衡。然而,军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印共逐渐靠向苏卡诺。后来,外传苏卡诺肾脏衰弱,可能有所不测。军人随即组织“将军委员会”,以防万一。印共的艾地派也积极筹备,召集了左翼的军衔较低的军官,组织了自己的“特别局”,准备在必要时先发制人。

1965年9月30日晚上(其实已经是10月1日凌晨),以苏卡诺总统侍卫长温东中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突然在雅加达发动政变,自命名为“930运动”。六个右翼将领以及一名军官被绑架,并遭枪决。纳苏帝安将军逃脱,而掌管特种部队的苏哈多将军并没有在绑架的名单上。

由于纳苏帝安将军脱险,他很快地与苏哈多联合起来反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叛军摆平,并指控印共发动政变,苏卡诺完全处于被动。


“930运动”的七种说法


印共主席艾地(D.N. Aidit)在政变后不久便被军人逮捕,很快就遭处决。此后军人大开杀戒,开始了印尼史上的大屠杀。据报道,被屠杀的印共、亲共、以及被怀疑是亲共的人士至少有50万到60万人。

这个所谓“930运动”的始作俑者,至今还是扑朔迷离。综合起来,共有七个版本。

第一个说法是苏哈多担任总统时期的官方陈述。根据这个说法,政变是由印共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国的支持。印共绑架及杀害六个反共的高级将领以及一名军官,以夺取政权。但是,以苏哈多与纳苏帝安为首的军人,马上粉碎印共的政变,叛军也分崩离析。这个说法可疑之处是,如果这是印共策划的政变,拥有300万党员的印共,何以没有展开武装斗争,也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而任人宰割?

第二个说法是左翼军人政变,以温东、拉迪夫以及苏约诺为首的中爪哇军官,不满右翼将领的奢侈生活,联络了空军将领以及印共发动930运动,绑架右翼将领,企图夺权失败。其实这是“陆军的内部问题”。这个说法是1966年出版的《康奈尔文件》的主要论点。然而,这份文件将“930运动”简单化,没能说明印共及其他非中爪哇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个说法是左翼军人与印共主席艾地的政变。提出这个说法的是澳洲学者克劳茨(Crouch)博士。然而,艾地虽然在政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他是否是主谋,还是一个谜。

第四个说法是苏卡诺是主谋。这是一个名叫威加纳尔格(Widjanarko)的总统副官,向印尼中央检察署所做的报告。他说,在9月30日傍晚,苏卡诺在“朋卡诺”运动场对印尼工程师发表谈话前,接到温东的字条,表示要展开行动清除右翼将领,苏卡诺在演讲时以暗语向温东发出讯号,叫他们行动。不过,苏卡诺的其他副官都说没有此事。威加纳尔格18年后写一本与苏卡诺在一起的书,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

第五个说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主使政变。这是一般亲共学者的看法。美国在政变后的确极力支持围剿印共,但是解密的档案显示,他们并没有参与930运动的策划。

第六个说法是“苏哈多的政变”,因为苏哈多与那些左翼将领颇熟悉,事发前已知政变者的动静。他身居要职,名字却不在绑架的名单上,最后获得最大利益者也正是他本人。这是荷兰左翼学者魏尔天(Wertheim)教授提出来的看法。

第七个说法是“夏姆(Sjam)的930运动”。加拿大学者约翰·陆沙(John Roosa)2006年出版《大屠杀的借口:1965年930运动与苏哈多政变》一书中指出,930运动行动小组有两组人马:一派是左翼军人,另一派是由艾地支持、夏姆领导的印共“特别局”(Biro Khusus)。两者并没有很好地协调。当行动失败后,军人不想继续行动,但是以艾地与夏姆为首的特别局却要继续行动。夏姆的身份很神秘,与各方都有密切的联系,印共人士对他并不熟悉。由于艾地的参与,使印尼右翼军人以此为理由,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应该指出的是,印共的大部分领导人以及属下似乎对930运动毫不知情,所以没有行动,使得这个所谓“印共政变”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夏姆被逮捕并被控上军事法庭,向军方提供很多情报,但是最终还是在1987年遭处决,多活了20年。陆沙认为,其实夏姆是关键人物,而苏哈多将全部“罪过”算在印共头上进行大屠杀。

有人说,印共不是政变的发动者。但是,2014年的一篇康奈尔大学《印尼学报》的文章,根据中共开放的档案揭露,艾地曾在1965年8月5日在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讨论印尼局势,艾地还提出他已经召集军人并将行动的想法,这个想法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很明显,艾地是在策划或者参与策划这个“运动”。但是从两者的对话中,没有提到中共策划930事件。1965年政变失败,艾地被杀,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表达对艾地的怀念。


印共死灰复燃?


“930事件”错综复杂,并且还有许多疑点。但是,印共也因为这个事件全军覆没,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在印尼政坛,“930事件”的幽魂挥之不去。极端的宗教势力以及右翼政客和将领,还是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扬言印共如今死灰复燃。他们还声称印共党员如今遍布全国各地,准备夺取政权。

人权组织在苏哈多时代就已存在的“法律援助机构”(LBM),本来计划召开两天的闭门会议,探讨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但是今年9月17日晚上,为数约2000人的抗议者围住该机构的办公室,准备捣毁建筑物,警察及时赶到,用催泪弹驱散肇事者。据报道,这些反共组织计划在9月29日到国会大厦举行示威,抗议“印共抬头“。

印尼伊斯兰党的一些领袖,例如阿敏·赖易斯,如今加入普拉博沃的阵营,也大谈印共重新抬头的事。强硬派的伊斯兰组织也行动起来,要防止“印共重新出现”。军人领袖打着反共的口号,要军人记住印共夺权失败的历史。

在苏哈多掌权的年代,“新秩序”的维护者拍了一部官方制作的《印尼共产党叛变:930运动的历史》。这部宣传片,每逢9月30日便在国家以及私营电视台播映,主要是宣传印共夺权失败,合法化苏哈多的政权。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印尼步入民主时代,这部宣传片也不再放映。

瓦希德与美加华蒂时期,致力于促进民族大和解,有意部分平反“930事件”,可是没有成功。在尤多约诺时代,也没有进展。佐科上台后,在去年4月曾召开有关1965年悲剧的座谈会,希望找出事情的真相,并再次提出民族和解的方案,受到诸多阻挠,结果也不了了之。

佐科的政敌,早在他上台时就指控佐科与印共有关,甚至说他是印共党员。今年初有人出版佐科的“传记”,说佐科的父亲是个印共人士,结果警方将那些书没收并逮捕作者。这本“传记”显然是反佐科势力主使下的伪作。

既得利益集团与保守派联合起来,旨在削弱以佐科为代表的改革派力量,以便在第二轮的地方首长选举,以及后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佐科的阵营。

此外,印尼三军司令加托将军,在有关印共以及放映苏哈多时代的宣传片方面,却与反对党以及激进派的穆斯林站在同一阵线。他表示,在9月30日他会放映该片,并且与他的部队一起观看。他说:“观看那部电影是不犯法的,能阻止我看的只有政府。”他在明年3月即将退休,这可能是他从政的准备。

佐科并没有禁止放映该片。不过,9月18日他在中爪哇的集会上曾经表示过,印尼应该再制作一部有关《930运动》的新电影给年轻人看。然而,他没说明由谁拍摄这部片?又何时完成?“印尼伊斯兰教士委员会”(MUI)欢迎政府重拍此片,但是不能更改印共是政变主谋的陈述。

在同一个集会里,佐科表示,印尼没有印共,而共产主义在印尼是被禁止的。显然的,在今后的政治博弈中,既得利益以及保守派将继续利用宗教、种族以及印共的问题,以击败佐科的改革派。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未完待續】





ymchen 在 周四 10月 12, 2017 5:55 pm 作了第 1 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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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三 10月 11, 2017 11: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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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續-2】


《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

作者:宋征
(美國)《縱覽中國》
( 2017 - 09 - 20)


【今年又到了9月30日,以此紀念震驚全球的『9.30』事變。】


印尼事變與華人
—— (1)起因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當地共產黨政變事件,使中國的“輸出革命”政策遭到一次慘重的挫敗。

印尼,歷來被稱作宗教寬容之國,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通婚在那裡很平常。印尼從民間到政府所信奉的社會准則,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從50年代起,中共向印尼投下最大賭注,試圖撥轉印尼的國家政治方向:拉攏蘇加諾,向印尼提供經濟援助,扶助印尼共產黨(PKI),操縱華人配合印尼共黨的“革命運動”等等。據說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稱: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我們有條件通過這些華僑使東南亞改變政治顏色。

利用華人在僑居國進行共產主義顛覆活動,是60年代中國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海外活動規則是“職業外交聽從革命外交的領導”。駐外的中國使館掩護和配合當地國的中共地下黨開展活動,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活動則以“中國使館”為招牌和面具。在東南亞諸國活動的中共地下黨歸屬中共“東南亞情報基地”領導,該基地設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消息說,該基地負責人是中共“對外聯絡部”(中共的對外顛覆機構)的干部李某,他的掩護身份是中國駐印尼使館的“一等秘書”。

在二十世紀50年代,東南亞華人的普遍態度並不親共。中共若利用華人,需要施展陰謀。在中國駐外使館裡,有一些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人員,專門從事在當地國華人圈裡進行滲透,暗組地下黨。他們的策略主要是:

一,以給予生意便利或虛榮名譽的好處,賄買海外華人的民間社團首領,使華人社區變成可受指使的工具,對海外“華校”更是如此。

二,“收買”一些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政界、科技界、商界等領域內的海外華人,給他們以某些小利益,並展示給其他華人看,起到帶動作用。

三,物色一些貪圖小恩小惠而無道德意識的海外華人,作為中共在海外活動的基礎。中共稱他們為“愛國華人”。那些“愛國華人”的通常做法是:自己拉攏幾個人,參與某個同鄉會或者什麼小團體;然後去向中國領事館表忠心求領養,然後自己任命自己是“僑領”。之後就可以有中共方面的小恩小惠了。

四,拉攏海外華文媒體,主要是華文報刊,以此來影響華人群體的政治傾向。對於任何一份獨立的華文報刊或媒體,只要它有較多讀者觀眾,中共都設法施加影響。通常,人們只要看看華文媒體的內容和傾向,便可知它是否有中共的影子或者被中共所操縱。出現在親共的華文媒體上的虛假信息常被中共以“國外報導”的名義轉述給國內人民。

為把華人群體從當地國人民裡分離出來,中共使用的手法之一是挑唆離間華人與當地人、當地國政府的關系,使華人失去融洽的生存環境,最常用的套路便是煽動“華人受歧視”,所以人們一看到這種煽動便可知其背後必定有中共勢力的操縱。中共認為海外華人處境越孤立就越使華人不得不依靠所謂的“祖國”勢力,從而能夠被中共所利用。這在印尼已經取得了經驗和成功,在緬甸、馬來西亞、泰國也有望成功。

此外常見的中共的海外宣傳是“中國強大了,華人才會有尊嚴”,“華人要靠祖國才能在海外生存”等等。眾所周知,華人的“祖國”是指他們的祖先創造和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並不是現今的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海外華人常把“中國”與“祖國”這兩個不同概念劃上等號,這種錯位現像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中共則充分利用這種錯位意識,誘導華人把“愛祖國”與“支持中共政權”等同起來,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華人。那些“愛國華人”逐漸在華人圈裡形成親共勢力。如果這種勢力不受抵制地蔓延,最終會把一些華人社團變成被中共操縱的“第五縱隊”(潛伏的敵對勢力)。

在印尼方面,60年代,蘇加諾總統加速倒向共產陣營,印尼共黨的勢力加速蔓延,華人社團的“革命”活動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印尼社會彌漫著一種吊詭氣氛,印尼共黨的蓄謀和華人的不軌行為倍受疑惑。2004年有一份資料披露:當年中國使館和印尼共黨主席艾地之間的秘密聯絡員之一,就是現今北京僑聯成員、北京市旅游局車隊的一位化名“張華”的印尼華僑,此人是中共扶植印尼共黨進行“革命”動亂的證人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東南亞,共產黨制造的動亂已是風起雲湧。印尼在遏制共產主義蔓延的亞洲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印尼共黨滲透進印尼國家的方方面面,已是印尼總統蘇加諾在國內的依靠力量,而中共也成為蘇加諾在國外的呼應力量。印尼落入共產黨手中的危險性遽然加劇,但蘇加諾卻采納印尼共黨勢力來遏制印尼的民主勢力,還不斷強調要防範西方民主國家的“新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顛覆活動”。

印尼共黨主席艾地(Dipa Aidit)在1965年公布的印尼共黨勢力和外圍組織如下:印尼共產黨300萬人,共產青年團200萬人,婦女會200萬人,工會500萬人,農民協會1,000萬人。總計2,200萬人。

從1965年初,印尼共黨便試圖染指國家軍事系統。艾地向蘇加諾提出把印尼共黨所操縱的勢力武裝起來組成“第五兵種”(印尼現有四個兵種是國家的陸、海、空軍和警察)的建議,引起印尼軍方的警覺。1965年3月蘇加諾改組內閣,撤換內閣中抵制共產主義的成員,使印尼共黨的勢力進一步在國家中樞層面得到膨脹。5月,蘇加諾多次宣稱:“沒有共產黨幫助,印尼永遠不能成為第一流的大國”,“我是共產黨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我把印尼共黨看成是我的兄弟”等等。蘇加諾的親共政策激起了印尼社會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能使共產黨真心待蘇加諾為友。

大部分印尼人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安全正受到共產主義的嚴重威脅,而印尼軍方確認這種威脅在內部來自印尼共黨和華人,在外部來自共產黨中國。印尼社會到底會被什麼人主導走向哪裡的問題,已經失去循民主程序的選擇機會,因為印尼共黨不給印尼人民這樣的機會,他們首先動手,在1965年9月底發動了強奪政權的“9.30政變”,企圖一舉實現共產黨統治。

9月,印尼共黨份子、蘇加諾總統衛隊中校翁東(Untung)等人與某些親共軍人合伙密謀軍事政變,准備綁架和殺害印尼軍方的主要將領和奪取政權。9月30日夜,在蘇加諾的默許下,翁東等人開始行動。7輛卡車滿載身穿總統衛隊服裝的武裝士兵從哈林(Harlem)空軍基地出發,深夜來到首都雅加達,對印尼“軍事委員會”7名最高級成員的寓所實施襲擊。印尼陸軍司令等6名將軍被綁架殺害,印尼國防部長納蘇蒂安(A.H.Nasution)只身翻牆逃匿,他的小女兒及家人被當場槍殺。與此同時,印尼共黨發動叛亂,占據了國家電台和其它要害部門,暫時控制了雅加達,史稱“9.30政變”。蘇加諾當然知情,他對殘忍殺害7名印尼將軍一事的看法是:“在革命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天亮後,翁東等人宣布成立由45人組成的印尼“革命委員會”來取代總統內閣,接管國家政權。翁東等人並沒有將蘇加諾加納入“國家革命委員會”之內,表明了印尼共黨實際上不與蘇加諾站在同一陣線甚至根本不是朋友。此時,印尼共黨在各地的組織和潛伏在軍隊中的同黨都異常興奮做出策應行動,准備接管當地政權。國家頓時陷入混亂。

“9.30政變”是印尼共黨卸下“合法政黨”的面具而轉為叛亂組織的關鍵一天。至此蘇加諾才明白印尼共黨原來是在奪取國家政權。這雖然出乎蘇加諾的意外,但此刻他仍在庇護政變者。10月1日上午,印尼陸軍戰略預備隊(預備役組織)的長官蘇哈托(Suharto)少將,得知7名將軍遭到綁架殺害和國家面臨危難時,憤然出頭要求召集陸軍參謀部會議。蘇哈托在軍隊系統中的軍階低,而且手中無兵,但他仗義執言,嚴厲斥責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黨策劃的。” 參加會議的陸軍將領眾怒一致,決定奮起反擊印尼共黨謀害國家的陰謀,他們公推蘇哈托展開反擊,賦予他陸軍指揮權。於是蘇哈托迅速調動陸軍開進首都,當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達的局勢。10月2日晨,蘇哈托指揮陸軍部隊攻占哈林空軍基地,逮捕了翁東等政變者們。10月3日凌晨,沉默兩天之久的蘇加諾見到印尼共黨的政變大勢已去,尷尬露面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貌似中立地號召“避免武裝衝突,尋求政治解決”。他不得不承認蘇哈托行動的正當性,同意蘇哈托負責恢復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蘇哈托為代表的印尼軍方一舉挫敗共黨,挽救了印尼的國家命運,蘇哈托從此獨裁當政長達32年。給印尼引來禍水的蘇加諾被人民所唾棄,蘇加諾的助理說:“可以認為始自1965年10月l日,蘇加諾時代終結了。”


印尼事變與華人
—— (2)清共


在挫敗了印尼共黨的政變後,印尼人民對共產黨的憤恨,集體爆發了。他們團結一致,自發清剿印尼共黨。印尼共黨處於全國民眾的搜捕之中,黨組織頓時土崩瓦解。10月8日,在雅加達召開50萬民眾的大集會,宣布印尼共黨為非法組織,浩浩蕩蕩的民眾焚燒了印尼共黨總部,該總部裡所有的人,包括黨主席艾地已不知去向,從這天起印尼共黨永遠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的“清共”運動隨之拉開序幕。蘇哈托以“恢復治安行動最高司令官”名義,命令首先從政府各機關和軍隊中清除共黨分子。蘇哈托在總結“9.30政變”事件時指出:“印尼共黨在1948年瑪利芬(Madiun)暴動時全黨幾乎覆沒的情況下,能在短短的十年內再次成為龐大的禍害勢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瑪利芬事件後沒有大規模地連根拔除共黨和它的同路人。漏網的、輕判的、末得到改造而被釋放的共黨分子太多了,使共黨很快復生,能夠在1965年又來一次‘政變’,這是未徹底鏟除共黨的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印尼這次必須吸取教訓,不能重犯錯誤,一定要徹底、不留情地全面鏟除共產黨。” 由此,印尼人民開始了全國“清共”運動。

據印尼方面的粗略統計,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約50萬人被捕,25萬共黨分子被殺,包括艾地在內的印尼共黨領導人全部被捕獲殺掉。而國際上估計的數字要大得多,流傳的最高數字是《倫敦經濟報》采取印尼大學生的估算,說被殺達100萬人之多,即爪哇80萬人,蘇門答腊及其它島嶼各10萬人。這次印尼的“清共”被稱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被殺者除了共黨份子,還有一些共黨家屬和追隨者,這些人的“革命活動”早已被印尼民眾冷眼記在心中。印尼政府要求美國使館大量提供印尼共黨分子的詳細名單,但美國只是謹慎地提供了一份共黨骨干分子的名單。在很久之後的2001年夏,美國國務院根據解密文件出版了《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其中引述原美國駐印尼使館政務官員馬騰斯(Robert J. Martens)的證詞:他的確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印尼共黨分子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都是在印尼共黨機關報公開刊登的印尼共黨領導人,第一份名單78人,第二份名單18人,第三份名單80人,第四份名單39人,總計215人。這個事實說明,美國支持印尼“清共”,但美國並不鼓勵對印尼共黨的大屠殺。殺掉共黨分子,是印尼民眾和軍隊的自發行為,而當時的印尼政權允許民眾和軍隊發現多少共黨分子就捕殺多少。因此印尼各地民眾,尤其是民間社團和回教(Islam)組織以很高的積極性自行“清共”(注: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以致稍後政府不得不對共黨分子予以分類,限制濫殺。但是在萬眾一心、切齒痛恨的情況下,印尼共黨遭到全面圍剿的局面無可避免。一些印尼人,包括納蘇蒂安將軍,以親身經歷在回憶錄中談到:

“在中爪哇(Central Java),很多平民自行捕殺共黨分子,但陸軍大致上還控制著屠殺不使過分。在東爪哇,捕殺共黨絕大部分由平民施實,主要是回教的安梭(Ansor)青年團。他們認為殺共黨和左翼分子是伊斯蘭宗教對共產主義的一場殲滅戰,殺共黨很有自豪感。” 一位印尼軍官描述說:“東爪哇約有三千個小村落,每個村落都有共黨分子或外圍分子,民眾會殺掉10-15個人。這樣計算東爪哇的全部村落就有3萬到4萬共黨被殺。”克地利(Kcdiri)區是殺共黨最多的地區之一,有上千名共黨份子被殺,因為那裡是被共黨政變所殺害的6位將領之一蘇多佐(Soetojo)的家鄉。當地的回教毛拉公開說:“他們(共黨)罪有應得是完全合理的。”克地利附近的班蘭達司河(Brantas)裡漂著一堆堆屍體,為了防止浮屍從河裡流入稻田的灌溉渠,村民在渠口打下竹筒樁讓水流過但不讓浮屍流入。河的下游浮屍太多,河兩岸的村民都不敢吃魚,因為魚肚裡有人的手指或者腐爛的人肉。不少村落向當局投訴河裡的浮屍太多已經威脅到村子的衛生環境。

巴釐島(Bali)是旅游區,有人口200多萬,居民信奉印度佛教而不是回教,然而居民同樣憤恨共黨。蘇哈托下令部隊進入巴釐島恢復秩序。有軍人說:“在巴釐島我們要壓制人民,使他們不要越限(殺共黨)。” 巴釐島的整個鄉村都在自發清洗村內的共黨分子。鄉民們把共黨份子集中起來,用木棍打死或用刀刺死。每個村莊都有殺村裡共黨份子的事跡。一個村長說:“在我們村裡,村民都以殺共黨為光榮。一個鄉村如果沒有殺死過共黨,大家就會覺得恥辱。” 巴釐島經過兩個星期的“清共”,約有8萬個共黨分子的屍體被丟入坑裡。巴釐島傳統風俗對下葬儀式是很重視的,但死這麼多人根本沒有時間舉行儀式,一部分屍體就被扔到海裡。

蘇門答腊的“清共”在軍官克馬依德利斯(Kemal ldris)的領導下進行得很堅決。“9.30政變”時他聽到7位將軍被綁架殺害,就認定是印尼共黨在起事。他聯絡軍部,但聯系不上,就率十幾人乘三輛吉普車急駛到棉蘭(Medan)。起程前,為了防止共黨有所行動,他命令部下戒備,四處巡邏,把圖謀不軌的“疑犯”和親共的人先抓起來。他自述道:“我吩咐部下抓共黨,最初是叫他們在駐地5公裡的範圍內肅清共黨。過後我聯系了蘇哈托,他批准我可用我指揮的部隊去肅清整個地區的共黨”;“我下令抓捕所有的共黨分子,立即執行清洗。軍隊內部也有不少共黨分子,清洗工作連續三日三夜才完成。” 因他清除共黨最為賣力,蘇哈托調他到首都讓他指揮“清共”。 禍首蘇加諾在1965年12月18日黯然說:“印尼共青年團員,印尼農民協會的人,印尼共黨員,到處都被殺,屍體留在路兩旁的樹底下或被丟入河裡漂流,無人過問。”

大量證據表明中共不僅策動印尼的赤化,還直接涉及了“9.30政變”陰謀。“由於中國明顯地與這次事件有嚴重牽連,也由於死亡人數太多,北京的聲譽馬上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害。中國在印尼的革命政策徹底失敗了。” 而為中共效力的印尼親共華人,原先“每到10月1號(中共建政日)華人家家戶戶都插上五星紅旗(慶賀中共政權)”的他們,現在輪到付出代價了。印尼各地自發掀起了清除華人社區親共勢力的高潮。印尼人民認定親共華人是印尼共黨的幫凶和中國部署在印尼的“內奸”,嚴重危害著印尼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安危。所以,印尼的民眾、回教組織都恨透了平日裡“鬧革命”跳得歡的那部分華人,這就是印尼人民“排華”的真實背景。民眾在“清共”中鏟除親共華人,也是在印尼被殺人數大增的重要因素。僅有少數的中共地下黨人經過預設渠道逃回中國大陸,大量的“愛國華人”卻沒有渠道逃離印尼,他們極其恐懼又無路可逃,印尼民眾蜂擁而至,破門拿人,搗毀住宅,將那些親共華人刀砍棍打,橫死街頭。親共的華人社團被焚燒,訂“愛國公約”、唱“革命”歌曲、看“革命”書報的華校逐個被砸爛,牽連到許多的安分守己的華人商鋪也被劫掠。一時間華人社區哀聲遍地,慘不忍睹。華人們經歷幾代辛勞在印尼建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被摧毀了。印尼新興的民族工商業階層支持“排華”風潮並取代了華商在城市和小鎮的經濟地位。一份采訪報告說,普通的印尼人對此的看法是:“這是我們的土地,為什麼讓華人來剝削我們。” 在“清共”中,華人被殺數目估計有10萬。盡管各種數字有出入,但印尼華人大量被殺,華人群體遭到巨大傷害,事實無可置疑。那位在雅加達中國使館和艾地之間聯絡的張華,及時逃入中國使館才躲過死亡,中國使館在混亂中設法把這位知情人轉運到中國大陸。直到那段歷史塵封35年之後,他才向親友透露他當年的聯絡員身份並講述印尼“清共”之事,他說:“聽了毛主席的話,在印尼一下子就死了十幾萬華人華僑。”

在印尼,許多並不是共黨分子但與共黨活動有關聯的華人,也被趕出家園,流落於山地叢林。直到幾年後印尼人民抵觸華人的情緒逐漸減低,這些華人才被允許回歸社會。2001年印尼華文“千島日報”報道了加裡曼丹(Kalimantan Island,也譯作婆羅洲Borneo)山中一群華人的生活:1965年印尼“清共”,該地的華人社團曾為印尼共黨游擊隊提供後勤和掩護,被印尼人認為是共黨的支持者。當地人說:“用毛澤東的話,共黨游擊隊和這些華人是魚和水的關系,現在我們把水掏干,看游擊隊還能不能活。” 本來當地人和華人的關系良好,當地人信奉的印度教也與華人信奉的佛教同宗同源,但因為政治因素,這些華人被趕到深山裡。如今他們在那裡已經生活了40年,他們的窘況讓人感到震驚和悲哀:那地方是路途難走的沼澤地帶,很潮濕;他們的草屋破爛,下雨時只能找沒有漏水的牆角蹲著過夜。地點偏僻,只有一條6公里小路通到那裡,有個人走進去就會引起附近山民的注意。曾有位華人去那裡拜訪他的親戚,當地山民以為他是帶錢給山裡的親戚,這個親戚被山民殺死,但山民並未找到任何錢。


印尼事變與華人
—— (3)後果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印尼華人所說的“中國造出了原子彈,我們華人才可以揚眉吐氣,印尼人看我們的眼光一下子就變了”,事實上只是一個幻覺,印尼人民並不懼怕有原子彈的“中國”,華人沒有揚眉吐氣反而是身陷絕境,他們自掘墓而制造了一場相當可恥的悲劇——印尼華人的祖先信譽和族群命運全都被這群奇怪的“愛國華人”所葬送。盡管印尼“排華”激烈,但那些安分守己、從不參與親共活動的華人很少被傷害,這是幾百萬華人至今定居印尼而不願回中國的主要原因。

中共那樣“輸出革命”,符合它的歷史角色。但海外華人並無歷史角色而沒有必要涉入政治活動。

在印尼共黨被全面鏟除之後,為遏止中共繼續利用華人“輸出革命”,印尼政府取締了所有的華文學校、華文報刊及華人社團。迄今,絕大部分華人子弟已不會說華語。印尼政府先後頒發了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華人改用印尼姓名,禁止舞龍舞獅等中國式的文化活動,像嚴防毒品一樣禁止中國大陸的書報進入印尼。華人在辦理子女入學或官方申請時也必須出示公民身份,使得當年受中共挑唆而拒絕印尼國籍的那些華人失去了社會權利。華人終於弄懂了中共政權不能依靠,他們一窩蜂地拋棄中國而加入印尼國籍,趕忙撇清自己與中共的關系。1967年印尼成立“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1968年在一些台灣人的出頭交涉和推動下,印尼始准許華人在政府監管下開辦小型的華文學堂。

中國方面絕口不提印尼“清共”的起因,而指責印尼“排華”,把所謂的“中華民族”扯進來當作擋箭牌。觀察幾百年來華人移民印尼的歷史,可知現今的印尼“排華”風潮正是印尼人民的反共情緒和抵觸中國情緒的混合物。印尼人民並不排斥台灣華人或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而專門排斥中國大陸華人,此中的緣故很清晰。

1965年印尼人民發起“救國”運動,徹底摧毀了印尼共黨,印尼也從東南亞最親共的國家一舉變為全球最堅定的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強硬堡壘。而印尼對抗共產主義的方式過於血腥,也遭到民主陣營的廣泛責備。印尼政局穩定後,政府很快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蘇加諾的“社會主義”弊端被全部切除,政府把許多當年被蘇加諾政權強行“國有化”的民間企業歸還,大力促進自由經濟的發展,鼓勵大米生產和能源及其他資源的開發,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先進技術。以美國為首的“援助印尼國際財團”提供了大量援助。1969年印尼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一直在7%~10%之間,遠遠超越了蘇加諾時代的經濟停滯。

一份未經證實的資料說:“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前夕,中國駐印尼大使緊急回到北京彙報情況。李某(中共在東南亞顛覆活動的負責人)以使館一秘身份成為‘李代辦’,暫管使館業務。1967年,中國使館受到印尼示威群眾的包圍,印尼政府宣布‘李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李某從送到使館來的華人護照中,挑選了一份,換上自己的照片,然後上了飛往泰國曼谷的飛機,逃出印尼。泰國監視著與中國有關的往來人員,李某一到泰國就被認了出來。而印尼的中國使館人員正在惶惶不安的時候,發現‘李代辦’已不知去向。使館的三秘姚登山出頭組織館員護館,成了紅色外交‘勇士’。李某落入泰國警方之手,中共方面也知道了他的下落,便通過特殊管道與緬甸聯系,要把他弄回中國。當時中國與緬甸的關系微妙,既維持著表面關系,又扶植“緬共”的武裝顛覆活動。緬甸方面提出交換條件,中共只好答應了降低對“緬共”的支持程度。緬甸與泰國有著盟友渠道,終使泰國把李某驅逐到緬甸,再被緬甸送給中國。然後李某被置於中國湖南某地審查,評估他對東南亞的中共地下黨網絡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壞。”

在印尼華人華僑無處可逃、嗷嗷求救的時候,那先前一直在策動華人“鬧革命”的中共,現在又是怎樣援助急需救命的同胞的呢?

中共的立場是立即冷漠拋棄。當印尼“清共”屠殺蔓延到華人時,中國有理由去保護僑民,但中共不敢負起責任,加上實力達不到國土之外,致使中國像個局外人一樣地退縮了,只采用表面抗議而實際無所作為。中國最後派船僅僅接回四千名印尼華人,拋棄數百萬印尼華人任由他們在血雨腥風中掙扎。1966年印尼的“排華”活動達到高潮,中共依然軟弱被動,不予回應。這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東南亞華人是一群無主認領的海外賤民。

此後有台灣媒體對一位印尼華人的訪談,展示了印尼華人的普遍困惑,“他嘆口氣答道:‘1965年的9.30革命政變失敗後,印尼人民要抓共產黨,因為中國大陸方面是印尼共黨的後台,所以很多大陸華人被殺,華校被關閉。我的侄子侄女當時參加一個(親共)華人團體,很多成員都被抓,我們趕緊設法將(侄子侄女)他們送回中國大陸。’隔了半晌,他又嘆氣道:‘他們回中國大陸後也不得好,文化大革命時被戴高帽游街鬥爭,說華僑都是反動華人,在國外活不下去才回來的!’”

這些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華人,印尼人民將他們視為內奸和反賊,而中國大陸人民又將他們當作“海外敵人”,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容納這些“輸出革命”的施害者兼受害者?

中國在印尼失敗得很徹底。1962-1965年之間中國拉攏發展中國家以推動“革命”的政策,也同樣失敗了。毛澤東認為自己雖然無望擔當國際共運領袖,但還可以擔當“第三世界”的領袖。這得到中共“務實派”的支持,因為他們希望毛澤東致力於“輸出革命”而不再折騰內部。中國不斷給“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組織”提供武器金錢和顛覆訓練;另一方面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多次分別游走亞洲非洲國家,假扮“親善”。結果是,除了很少數國家對中國做出表面稱贊之外,絕大多數國家更加警惕中國,使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形像迅速破產。

歷史的教訓是,中共的意識輸出禍害了海外華人。在今日,如果海外華人繼續被中共利用,不僅會導致印尼再次排華,也會導致將來的全球各國都排斥華人。


【宋征 是美國華裔作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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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屠華事件被判「反人類」美英澳是幫兇》【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日 10月 15, 2017 10: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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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續-3】


《印尼屠華事件被判「反人類」
美英澳是幫兇》

(中國)《文匯網》
(2016-07-22)


【文匯網訊】據環球時報報道,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人民法庭(IPT)20日做出判決:印尼政府在1965年鎮壓共產黨支持者時犯下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並建議印尼政府向受害者道歉,懲罰作惡者,賠償倖存者。此判決沒有法律約束力,21日遭到印尼政府拒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1日報道稱,該法庭同時認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是當時印尼政府的幫兇,向印尼提供了軍事和輿論支持。

法新社21日報道稱,1965年印尼發生未遂政變,印尼共產黨被認為是罪魁禍首,蘇哈托少將發動反共清洗行動並借此上台,在印尼全國清除、鎮壓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以鐵拳統治印尼30餘年。1965至1966年間,估計約有50多萬人遭殺害,其中許多是印尼華人、工會活動人士、左傾藝術家。直到蘇哈托1998年倒台,繼任印尼政府仍拒絕就此道歉。為調查此事,2014年,印尼籍政治流亡者、人權活動家、受害者組織及研究員等在海牙組成「國際人民法庭1965」。印尼《雅加達郵報》21日稱,去年11月10日到13日,該法庭舉行庭審,共有20名證人出席。

7月20日,該法庭首席法官雅各布宣讀裁決報告認為,印尼在1965年的政變中犯下大屠殺等多起反人類罪行,其中包括對多達40萬至50萬人進行「野蠻屠殺」、對約6萬人進行非人道關押、對囚犯實施奴役,以及一系列酷刑、強迫失蹤和系統性性侵等罪惡行徑。此外,報告還指出,有成千上萬的印尼人在清洗過程中被剝奪公民權,且印尼政府對民眾進行誤導性宣傳,為暴力活動提供輿論基礎。《雅加達郵報》稱,報告中引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印尼問題專家波蒂的話稱,「大屠殺」在國際法中是個份量很重的詞,也會對世界民眾的感受產生影響。

CNN稱,報告還披露,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是印尼政府反人類罪行的幫兇。美國「清楚地知道印尼軍方正在策動大規模屠殺的計劃」,但仍向印尼軍方提供武器等支持,並提供了大量共產主義分子名單。英國和澳大利亞則利用本國媒體幫助印尼軍方進行虛假的國際政治宣傳,「並且在知道反人類罪行發生的情況下依然沒有停止」。報道稱,國際人民法庭在調查該案期間曾邀請印尼和美英澳參加,遭到拒絕。澳大利亞外交部發言人21日稱,該法庭「不是正式的國際法庭或仲裁庭,而是個人權機構」,澳拒絕任何共謀指控。

雅各布20日在報告最後提出建議:印尼政府須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著手調查相關反人類罪行,懲罰當年的作惡者,並確保所有倖存者能獲得適當的賠償。報告還呼籲印尼政府不要繼續虐待當年的受害者。

印尼政府拒絕接受該裁決。據法新社21日報道,印尼外交部發言人納希爾稱,該裁決沒有法律約束力,印尼政府沒有義務遵守。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對記者表示,屠殺事件「不管他們的事,他們不是我們的上級,印尼有自己的體系」。他還稱,當年的事件「死亡人數沒有這麼多」「沒有任何外國政府參與」。

50年來,1965—1966年的反共屠殺一直是印尼社會的敏感議題,事件真相、遇難人數等關鍵信息仍未明朗化。今年4月,印尼政府「史無前例」地主持召開為期兩天的調研會,討論這一事件,超過200名生還者、軍方、政府官員和學者參加。不過,出席會議的印尼政府官員明確表示,遇難者人數不可能超過1000人,印尼政府也不會就此事道歉。研討會之後,印尼總統佐科下令在全國各地尋找遇難者「萬人塚」。分析人士表示,無論是印尼政府拒絕就事件進行正式道歉的態度,或是印尼社會的抵制情緒,都體現該話題的「脫敏」之路還很長。

責任編輯:魏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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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仍扑朔迷离》【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二 10月 17, 2017 6: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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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續-4】


《印尼“930事件”仍扑朔迷离》

作者:陈加昌
(新加坡)《随笔南洋网》
2015年11月21日


50年前,1965年9月30日的深夜,新加坡南部邻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生一宗轰动世界的流血流产政变。

这一事件有六名高级陆军将领一夜间被印共所杀。事件后牵连到开国元勋、独裁的终身总统苏卡诺,为军方所逼,黯然下台。一年后,忧伤而终。事件并不因此结束。接下来,陆军反扑,估计当时有党员300万的印尼共产党(PKI),直接或间接受到牵连而牺牲性命的,据说有50万人之多。

这场政变发生在9月30日深夜(其实已是10月1日零时),也就成了印尼史上有名的“930事件”。当时印尼“粉碎”马来西亚联合邦(新、马、婆在内)运动还认真进行着,国内政局混乱,外交迷路,国际对印尼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政情扑朔迷离,各种流言满天,难有真相。


周恩来焦急、光火


据苏卡诺的第三个日籍妻子黛薇夫人在政变13年(1978年)后,以日文出版的《黛薇夫人自传》,写到政变前后情节。黛薇说:“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前,苏卡诺总统病重的谣言甚盛(注:有为他专治的中国医生),连我都进不了他在茂物的行宫。我想我是总统的妻子,应留在他的身边,万一总统有什么事,怎么办?我觉得恐怖。茂物行宫周围已经由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特里奥(此人亲共,政变后,苏哈多上台,他被判终身监禁,死于狱中)的卫队接管,行宫形同被围。苏卡诺显已被软禁。我只想见一见丈夫一面却为卫队阻止,进不到宫内。”

黛薇说,她相信,“苏卡诺此时得到的外间消息和情报都是来自印共,其他消息送不到总统手上。”

10月1日中国国庆的几天前,中国政府邀请印尼庞大的100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庆典,由印尼第三副总理带领,黛薇是团员之一。10月1日,黛薇从随团的外交部次长乌鲁·耶蒂那里听到消息说:“雅加达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团员中没有一人有进一步的消息。

自传中,黛薇描述:“周恩来总理听到事件的消息后大怒,焦急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是CIA(美国中情局)干的好事?他问印尼代表团:你们还没有正确的情报吗?”

自传中说,“印尼外交部次长当时猜想北京怀疑是CIA干的。但是我们回到国内后,国人相信政变是得到中国支持。”

930政变半年前,美军正式参加越战。那不是可以速战速决的战事,许多外国记者也就奉命暂时南移新加坡,改变采访目标,集中注意印尼政局的发展。

“930事件”过了两个月,虽然有近20名来自西方的媒体记者,包括驻在本地通讯社记者报道政变的原因,但都有落差。

这期间,进不了印尼的通讯社记者,只好以新加坡巴耶利峇国际机场作为他们的新闻来源中心。印尼对外的电讯交通虽然未完全断绝,也恢复了部分,但是新闻电讯检查照旧严格。

记者几乎每天都在等候印尼来的班机,向来客探听印尼首都及各地的动静。向商人、外交界人士、政治人物或同业采访。政治人物尤以日本国会议员往返频繁,因日本在苏卡诺政权时投资很大。

我与印尼的同事配合,他将预先写好的“参考资料”,亲自到机场托请来新加坡的乘客转来给我,我得到机场领取。有年轻的西欧旅客将信件带来,每一件向你索费25新元,当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认识的日本商人或旅客会很高兴将托件交到你的手上。他们当中有的会告诉你他一会儿会到我工作地方(商业区)附近,可以顺便带来。这是东西方人的不同之处。


陆军与印共谍对谍


今年2015年9月30日,印尼政变50周年。我将当年搜集自各方的消息资料和笔记,以50年前的时空背景综合整理为文,或可以提醒读者想像印共和陆军方面当年是如何勾心斗角,谍对谍经过是何等曲折离奇,精彩紧张刺激。真相实情经过究竟怎样,尚有待史家判定。

瞭解印尼当时政情的人清楚, 9月30日之前的印尼共产党,在政府内部以及全国各阶层潜在极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总统了。

印尼国内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内外咸以为时间一天比一天有利于印共,赤化国家只是等待烂熟的果子从树上掉下。那么,印共为什么要选在9月30日那天发难?为什么印共如此着急,没有耐心,它“东风”已不欠。 

人算不如天算,印尼的政情偏于9月20日至25日的五天间起了剧烈变化。

这五天来,印共头子艾迪在各场合发表的言论在将领中引起骚动和不能忍受,导致关系原已恶劣的陆军及印共间的猜疑加深,几近到摊牌的边缘。形势比人强,仅仅五天国情的剧转改变了印尼的历史。

是可忍,孰不可忍,军方吃不消艾迪放肆的原因略举三点。

一、9月20日:发生政变10天前,苏卡诺颁“印尼儿女最荣誉勋章”给艾迪,刺激到军方。无人晓得他凭什么功绩取得此荣誉。

二、9月24日:(离9月30日政变不到一个星期),艾迪一次对印尼种植工人职工会议上说:“人民应该在铁锤和铁钻之间选其一。如果人民不愿做铁钻,那么他们便成为铁锤,而且不是一把普通的铁锤,应该是一把雪亮的大铁锤。”接着艾迪攻击“城市的魔鬼、官僚、资本家、贪官污吏”,应该被清除。他说印尼的工人阶级应该是:勇敢,勇敢,再勇敢;接收,接收,再接收;干,再干。

三、9月25日:艾迪在另一次会议上,作更露骨的演说。这一天他说:“今天的印尼好像是一个临盆的妇人,她们需要的是一位很好的接生妇....。” 艾迪的话,语惊四座,特别是听在在场的陆军将领们耳里。

当天,陆军将领特别为艾迪的演讲内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艾迪演讲的内容和动机。

将领当晚的紧急会议被印共获悉,后来这个会议便被温东中校作为发动“930事件”借口,和印共勾结,反指9月25日晚上的“将领理事会”,是决定10月5日建军节阅兵那天发动政变。其实,印共本身也计划10月5日那天利用阅兵来拘捕将领,他们预先制造好了证据诬告将领。


印共为何提前发难?


 接着便是建军节阅兵大典座位的编排问题,这是关键。

座位编排和部队的位置全由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奥和亲共长官,空军司令丹尼将军,印共及第7军区茅尼哥罗师团的部分亲共校官等人负责。他们把反共将领,精锐师西里万宜师团的军官集中编在一排,特别明显的是将陆军强人国防部长纳苏贤将军和陆军参谋长雅尼将军的座位,安排与苏卡诺总统的座位隔了段距离。

西里万宜师团的军官发现排位异常,便向参谋长报告。雅尼将军也亲自巡看了,发现这样的排位果然与往年不同,感觉事情有蹊跷,便向负责阅兵大典的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奥质问。

雅尼中将是向苏班德里奥表示座位安排得不妥,不曾料到背后是有什么阴谋。陆军质问被印共和同路人以为陆军已经识破他们的阴谋,于是和同情共党的侍卫长温东中校配合,虚报陆军准备10月5日建军节那天发动政变伤害苏卡诺。同一天,空军司令丹尼将军也向苏卡诺面告同类消息。

苏卡诺接着便召见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兼最高作战部谍报部长苏班德里奥,苏班德里奥此刻在国内的权势,虽然是一人之下,事实上已凌驾有病的总统。苏卡诺问他的谍报是否有此类情报。据说当时他便顺水推舟说了一声:“我也听说10月5日建军节阅兵那天会有事。”

这一位困守在宫中与外间几乎完全隔绝的老人,一天之中连听到三个亲信提供相同的消息,非常愤怒,不过他也半信半疑,吩咐温东中校通知所有的高级将领于10月1日在独立宫集会,而9月30日晚苏卡诺本人也离开了独立宫,当天中午苏班德里奥离开首都到苏门答腊视察。

一方面,印共“心虚”误以为陆军已识破他们定在10月5日阅兵时发难。同时又担心陆军若果在10月5日那天先发制敌,印尼共党的阴谋便将被粉碎。

温东中校奉苏卡诺命于翌日(10月1日)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印尼共产党与温东集团便提前一天在9月30日深夜(其实已是10月1日清晨)乘西里万宜师团的检阅部队未从万隆开到之前,乘陆军将领,特别是国防部长纳苏贤将军,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战略后备军司令苏哈多将军等人没有防备,提前起事,结果六名高级将领在10月1日被惨杀,国防部长纳苏贤将军及苏哈多将军脱险。

印共10月5日的阴谋,匆促在10月1日清晨爆发,成为930流产政变。

“930事件”印共鲁莽大错为自己招来灭党灾祸。

过了半个世纪,事件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未完待續】




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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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印尼“9.30”事件》—— 網文選輯【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六 10月 21, 2017 4:53 pm






【轉貼】

《印尼“9.30”事件》
—— 網文選輯


【續-5】


《回顾印尼930事件:
军方组织骚乱屠杀华人和左翼人士》


来源:(中國)《凤凰网》《觀察者》
(2014-01-22)


有关印尼前总统、军事强人苏哈托时代屠杀华人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The Act of Killing,又译《杀戮演绎》)日前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纪录片深入探讨了大批华人遭杀害的印尼“9·30事件”,再度引发对印尼这段黑暗历史的反思。

1950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印尼政坛一直存在着左、中、右三派,左派以艾地领导的印尼共产党为代表,该党在1951年后走出地下公开活动;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创建的国民党为中间派的代表;而右派则以马斯尤美党、印尼军方和地方武装集团为代表,主要代表了印尼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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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苏加诺

在平息了由美国支持的1956-1958年右翼叛乱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开始进行政治改革,按照“纳沙贡”思想,组建了由民族主义者、宗教与共产主义者三派的联合政府,右翼的马斯尤美党等政党被取缔;于此同时,苏加诺还实行了“有领导的经济”,以建设“印度尼西亚式社会主义”为目标,将大部分原宗主国荷兰在印尼的企业收归国有,初步改变了外国资本控制印尼经济命脉的局面;印尼当时还通过了“八年全面建设计划”,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印尼的民族资本得到了发展,农村的中世纪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而在外交上,苏加诺政府加强了与新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并发起了万隆亚非会议,不断强调要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苏加诺本人也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共产党的力量也随之空前壮大,拥有登记党员500万、共青团员300万,支持者近1000万,直接影响印尼至少两成人口,成为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而在中苏论战爆发之后,印尼共站在了中国一边,印尼共总书记艾地也曾对印尼报纸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小学生”。在印尼共的影响之下,《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曾经响彻印尼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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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共主席艾地(左二)在“9·30”前夕检阅印尼共女志愿军

与此同时,华人在印尼经营多年,凭着坚韧和耐劳,不仅仅在工商界获得很大的成功,对于印尼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举足轻重,社会影响也随之提高,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很多学校用中文普通话授课。虽然印尼华人中亲国民党的反共派占相对多数,但苏加诺对华人的态度依然友好。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印尼的经济、政治危机开始渐渐酝酿。1965年,印尼的通胀率达到了650%,财政出现赤字,外汇储备日趋枯竭;平定1956-1958叛乱后军队内极右翼势力虽然被粉碎,且内部依然派系林立,但印尼军队亲西方派的总体政治影响力却在进一步加强,他们趁经济危机之时渗入经济领域,并对软弱的苏加诺政府提出不满,要求成立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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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达的反共青年集会

随着局势发展,印尼传统官僚势力和军方都越来越不能容忍苏加诺,武装部队首领苏哈托就是他们的总代表。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际势力的支持下,1965年9月30日夜,苏哈托中将以镇压“印尼共政变”为名突然发动陆军政变,成功将苏加诺架空并将其赶下台,随后开始了对左派人士和华人的血腥屠杀。面对严峻的局面,有着强大组织的印尼共产党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没有及时警醒过来动员自己的2000万党团员及支持者。最终印尼共产党于1966年3月12日被苏哈托下令解散,主席艾地牺牲;苏加诺本人也被软禁,并于1970年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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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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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后排队等待被屠杀的印尼共产党人


苏哈托上台时的印尼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苏哈托使用了煽动民族矛盾的老办法,把社会动荡、经济混乱的原因归咎于富裕的华人。苏哈托政府还在当地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认同新中国的情况下,将共产党和华人画上等号,煽动说印尼的贫穷是“因为华人通过印尼共的势力进行的掠夺”,并谎称“9·30事件”也是通过“在华人和中国政府的直接指挥”,随后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尽管印尼政府和美国从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新中国参与策划了印尼共发动“政变”,但是苏哈托一直坚持称中国应该“为此道歉”,并辩称“‘9·30事件’只是印尼军方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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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事件后,中国媒体强烈谴责苏哈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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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捕的印尼共产党人遭游街示众


有了右翼政府的支持和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印尼底层民众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了华人身上。在政变后不久,雅加达召开了50万人大会,焚烧了印尼共总部,开始了反华反共的浪潮。据法国《新观察家报》和英国《卫报》在1966年3月、4月先后引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前者说被杀害者为“30万到35万人”;后者说被杀害者“很可能在60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40万人”。

在“9·30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媒体强烈谴责苏哈托的罪行。1966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15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

将近30年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依旧脆弱的印尼经济在金融风暴下再受打击,贫富差距更是显著,政治也出现动荡。为了转移视线,深陷贪腐漩涡的苏哈托再次刻意制造族群对立,在苏哈托的女婿、前印尼陆军战略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的策划下,1998年5月,印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排华事件。虽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由于不少印尼华人没有中国国籍,且在政治立场上持亲台湾立场,因此相当一部分华人拒绝了大陆方面的好意。而这场排华暴乱也没有挽救苏哈托的政治生命。当月月底苏哈托被迫下台,他也于2008年1月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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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苏哈托去世




【本選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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