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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網民網文選輯【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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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網民網文選輯【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二 7月 25, 2017 9: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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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
—網民網文選輯

YMC (2017年7月)



【YMC按:

最近,就“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這一議題,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引發了輿論熱議。以下選輯四篇網文與網友分享,供網友參考。

(1).《無數悲劇告訴我們:中國不可輕易接受中東難民》;
(2).《從歐洲前鑒到擔憂穆斯林 中國為何恐懼難民》;
(3).《同治回亂的教訓:警惕中國陷於伊斯蘭化》;
(4).《歷史上-中國兩次差點兒變為穆斯林國家》。

第一篇文章敍述了上個世紀,約旦和黎巴嫩大量接受巴勒斯坦難民後,約旦陷入了內戰、繁榮富裕的黎巴嫩變成了人間煉獄;巴基斯坦准許阿富汗難民大規模入境,致使巴基斯坦陷入動蕩局面。文章認為,一旦中國大規模接受中東難民,必將在中國引發綿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禍患,因此,中國絕不可輕易接受中東難民。

第二篇文章首先指出,中國網上民調宣示,絕大多數中國網民認為,不應當接收中東難民。文章接著舉例敘述如下事實:近年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各國,引發社會治安惡化;中國歷史上曾將外族難民安置國內,多次引發暴亂;由於中東難民的穆斯林身份,以及絕大多數恐怖分子皆為穆斯林,在全世界引發了“恐穆(穆斯林)情緒”。文章援引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觀點認為,“盲目的慈悲是危險的,膚淺的愛足以滅國。”文章最後說:“在當前中國坊間的話語體系中,顯然內心的恐怖感壓倒了對 '中東難民' 的關愛”。

第三篇文章描述的“同治回亂”,是指1862至1873年滿清末年同治年間,發生在陝西、甘肅(包括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部分地區)兩省的回民暴動和叛亂。當地的回民在伊斯蘭宗教領袖的帶領下,趁晚清局勢動蕩,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當時西北地區回民大概是三百多萬,但被回族穆斯林屠殺的漢人竟達2000多萬人。直到1873年,清廷陝甘總督左宗棠才徹底平息了西北的回亂。文章作者最後總結說:“對於那些要引入中東穆斯林難民的主張和言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引入的中東穆斯林難民將是內植於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一旦國際大氣候來臨,木馬病毒就會發作,將導致中國陷於穆斯林內亂甚至分裂,這就是 '同治回亂' 給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

第四篇文章沿引歷史資料指出,中國曾經兩次幾乎變成穆斯林國家,一次是盛唐時期,另一次是明朝初期。作者對伊斯蘭教的擴張侵略史作了概括論述,對它的特質更有精僻的分析。伊斯蘭教在20世紀後發展迅速,全球信徒數目1900年是2億,到2000年增長到12.4億,而到2010年更增長到16億 (占世界人口的23%),超過了中國總人口規模。伊斯蘭教為什麼會如此迅速擴張?作者在文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這篇佳作值得仔細閱讀。

上述四篇網文,可以幫助我們初步了解穆斯林的歷史和現狀。然而,這些問題十分深奧複雜,還有不少細節尚待探討理清。譬如,在歷史上,古巴比倫(現伊拉克地區)文明、古埃及(現埃及地區)文明和古波斯(現伊朗地區)文明,是如何最終被穆斯林徹底滅絕?古印度(現印度地區)文明又是如何被穆斯林肢解到只剩一半?(另一半現已淪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又譬如,有人說,如今伊斯蘭教無力像他們的祖先那樣武力征伐擴張,於是穆斯林們採取了“發動恐襲”和“輸出難民”兩手策略,借機擴大伊斯蘭教影響力,妄圖最終實現全球伊斯蘭化的目的。這種說法只是“無端猜測”,還是體現了“嚴酷現實”?十分希望知情的網友作出補充、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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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網民網文選輯【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三 7月 26, 2017 8: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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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
—網民網文選輯


【續-1】


(1). 《无数悲剧告诉我们:
中国不可轻易接受中东难民》

作者:王陶陶
《 百度快照》(2017-06-22)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包括@央视新闻、@中国之声、@姚晨、@闾丘露薇在内的官方和私人自媒体,在当天做了些关于“中东难民”的宣传活动,同时,一条关于“国内已经安置了不少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讯息”,迅速激发了舆论的热议。
个人认为,官方媒体在当天宣扬“关爱难民”的普世价值,本身并无多少不恰当的地方。毕竟,这关乎一个国家的脸面,在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官方媒体代表国家说点无伤大雅的好听话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不过,中国对中东穆斯林难民的关爱,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中东难民的不幸并非中国造成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道德义务。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大规模接受中东难民,足以形成绵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祸患。对中东难民的审慎态度,并非出自盲目的排外,而是以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做依据的。


20世纪大规模引入难民引发的悲剧


从1947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之默许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越过约旦河进入约旦境内,形成了难民聚居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约旦政府逐渐失去对这些难民区的控制力,国内相当多的城镇被难民组织支配,1970年6月,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突然对约旦政府发动袭击,约旦国王险遭刺杀并被迫反击,国家陷入了内战。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难民区依然是约旦国内最为头疼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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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武装(Headquarters’ security at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 in Ibrid, September, 1970. AFP / East News)



上世纪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从巴勒斯坦和约旦(1970年约旦内战)流入黎巴嫩,然而这些难民聚居区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乱不堪的圣战组织发源地。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这样评价黎巴嫩境内穆斯林难民区境况,”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无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塔赫区’。”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无可忍,与巴勒斯坦难民组织发生冲突,内战爆发。从此,繁荣富裕的黎巴嫩变成了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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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黎巴嫩内战中被巴勒斯坦难民武装处决的黎巴嫩民众,达穆尔大屠杀(Damour massacre,January 20, 1976)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下令准许阿富汗难民大规模入境,这也是80年代被国际社会广为称颂的善举(就像2015年默克尔准许中东难民无限进入欧盟)。然而,十几年后大量的圣战组织在该国难民营中滋生,阿富汗难民聚集的巴基斯坦土地也逐渐成为动荡的温床。今天的巴基斯坦混乱如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80年代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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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曾宣称,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穆尼尔·阿拉姆(Munir Akram)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中则说:“难民营经常窝藏塔利班残余分子,使得这些残余分子能不断从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进入阿富汗制造恐怖事件。2006年从难民营进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发动的多次袭击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这种情况不仅对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十分不利,而且还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大规模接纳难民为何容易形成持久的政治灾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难民问题上,善意往往不得善果。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黎巴嫩两国先后爆发了内战,留下了至今难以弥合的巨大伤痕,并不断折磨两国;而相当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后代成为了圣战组织的后备军团,反过来撕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友邦,使其沦为多灾多难的失败国家。那么,难民为何会恩将仇报?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难民的政治性质谈起——难民相比于原住民,是天生的无产者和破落户,心理落差决定了难民作为一个群体,本质上是偏激的不稳定阶层。无论难民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如何,当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产流亡到异国他乡之后,大多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无产者。

在接受国中,难民们身为法理上的一时过客,大多既谈不上自己的产业和归宿,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与希望,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庭,当短暂的感激一闪而过之后,这样的群体很难不成为犯罪和激进政治的温床。这一点,哪怕是优雅的贵族群体变成难民也不会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贵族大量流亡到莱茵地区的科布伦茨,大多沦为劫掠当地农民的土匪(牛津版《法国大革命史》之十三章《反革命》);苏联建立之初,无数俄国贵族逃亡到中国的上海、新疆和东北等地,这些绝望之人变得一贫如洗,通常是犯罪和激进政治组织的后备队。

与约旦、黎巴嫩、香港(越南船民)的难民营一样,欧洲的难民营大多都是强奸、卖淫、杀人、抢劫和贩毒等犯罪活动的多发地。因此,无论接受国如何款待难民,都不可能让这些没有希望和目标的群体在该国真正稳定下来,这是群体政治的本质决定的。即“失意者宁可追随贩卖希望的骗子,也不会效忠于施予救济之人。”(《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难民一旦大规模入境,接纳国就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遣返难题。


根据过去的经验,难民们一旦离开发生战乱的故乡,其家产很难在混乱中保住,即便战后难民的祖国恢复秩序,其原有财产大多已被瓜分。因此,当难民返乡之时,不但比流亡时更加贫穷,还很可能面临一个更有敌意的生活环境。

实际上,多年来负责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遣返工作的国际移民组织(IOM),对于这一点就深有体会。大多数阿富汗难民返回故乡之后,其生活状况远比流亡期间恶劣,2017年3月,IOM驻阿富汗代表团发言人格雷顿(Matthew Graydon)就曾表示:“我们在边界等待他们(被遣返的难民)到来,但(对于阿富汗难民来说)之后才是困难的开始。”

据2004年2月巴基斯坦联邦人口普查组织的调查显示,305万难民中有近252万人表示不愿意返回阿富汗。造成这些难民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有:80%的人认为回国后将会失去经济收入;60%的人表示回国后居无住所。

所以,对于大多数难民来说,遣返往往是一条比流亡更令人绝望的道路。接纳国政府遣返这些一贫如洗之人,不仅仅面临着道义和法律上的障碍,也往往容易激起民变甚至暴力抗争。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年来所在国政府无力遣返,其居住区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秩序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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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一名居住在希腊莱斯博斯岛的巴基斯坦难民,在接到遣返令后被拍到试图爬上电线杆上吊自杀



最重要的是,难民的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中东的穆斯林难民由于宗教文化观念与世俗国家迥异,让其真正适应新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政治性质困境。

对于难民来说,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真正融入其中,不仅仅要熟悉当地的语言习惯,更要拥有稳定的收入、家庭和财产。无论是流亡中国的沙俄贵族,还是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官员,以及居住在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难民群体对当地的适应从来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便同文同种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融合则会更加困难,或者说很可能就不存在。独特的饮食禁忌(清真饮食)和宗教生活习惯(一天五次礼拜),使得穆斯林群体远比其他族群更热衷于聚居,并与其他群体隔膜甚深,这使得其很难与世俗国家实现有效融合。而这种融合对难民真正在接纳国稳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对难民的大规模引入,仅仅为德国人制造了一场长远的灾难。考虑到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和黎巴嫩造成的灾难,阿富汗难民给巴基斯坦构成的创伤,今天的德国难民问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这种严重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显现,并逐渐加重(约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难民问题,大约都在接受之后20多年激发内战或者大规模动荡)。

不过,如果回溯历史,就会发现中东难民对欧洲的危害将远不及于此。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由于皇帝瓦伦斯引入西哥特难民(公元376年);中原帝王将匈奴、氐族难民安置在中原腹地,引发了五胡乱华;唐太宗将突厥难民迁入幽冀等地,成为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唐末朝廷迁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地区、逃避吐蕃压迫的难民——党项人,仅仅播下了日后河西动荡(西夏独立)的种子。

马基雅维利说过,“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拒绝中东难民入境,从来不是冷血排外之人的梦中呓语,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尊重,越了解历史,越认知事实,就越能够预见到大规模引入中东难民可能引发的恶果。

因此,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要追求美好,更要克制危险的道德冲动,须知,很多真正的灾难往往源于一个愚蠢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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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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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于 周五 7月 28, 2017 8: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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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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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2】


(2). 《从欧洲前鉴到担忧穆斯林
中国为何恐惧难民》

作者:路来
《多维新闻》(2017-06-24)


近日,中国大陆舆论场内的话题热点之一是——“中国是否接受难民?”在大陆民众几乎是压倒性的选择“不接受难民”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让中国恐惧难民”的话题也接踵而至。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自媒体平台上,官方和私人账号在当天都发布了关于“中东难民”的信息。其中,一条关于“中国已经安置了不少中东穆斯林难民”的讯息,让中国大陆舆论场瞬间变得不平静了。

就在中国大陆舆论讨论“难民”话题期间,一个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用户发起相关投票活动“你是否愿意中国接受难民?”短时间内收获15万人投票,表态支持接受难民比例仅占2.5%,而表态不接受难民比例则高达97.5%;6月22日,广东共青团官方自媒体也发起一个类似的投票活动“中东难民持续增多,中国政府是否有责任接收难民?”在一万名投票中,选择“应当接收中东难民,他们很可怜”一项的仅有51人,占有0.4%的比例,另外两项都表示不应接收。

是什么让中国大陆民众如此恐惧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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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似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图源:VCG)


欧洲的前鉴


在欧洲持续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出了艰巨的挑战后,已经接受难民的国家也遭遇到难民在接受国犯罪的各种困扰。

2017年1月22日,瑞典发生的一个强奸案震惊全国。三名中东阿拉伯人长相的男子,在网上直播强奸一名醉得不省人事的女子,三名男子随后被警方控制。这三名男子据称是中东到瑞典的难民。

欧洲观察人士称,近年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各国,引发社会治安趋于恶化。在瑞典,强奸案频发现象尤其突出,它吞噬着积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撕裂着原本并不和谐的瑞典族群生态。并且,这已经不只是发生在瑞典的单一、偶尔性事件了。“中东难民在欧洲国家的接受国犯罪已是普遍现象。”

有媒体报道称,“难民性侵案已经让欧洲各国愁得吃不下饭了”。

德国是在最近一波移民潮中,接受难民最多的欧洲国家。据媒体报道,难民的高犯罪率为德国社会带来动荡,加剧社会不安。舆论普遍认为,恐袭、性侵、暴力,中东难民问题已让德国变得焦头烂额。2016年12月19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圣诞市场发生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49人受伤。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凶手是谁,但各种信息都将嫌疑者指向了近年来涌入进德国的难民。

而在上述这些明显的犯罪行为之外,中东难民与欧洲接受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亦是日积月累式地被激化。

媒体提供的资料称,除了占用欧洲各国政府资源之外,难民聚居地的社会融合进展十分缓慢。在瑞典,大多数难民的安置点都是移民聚居的地区,失业率和学生退学率均属于全国最高水平,在这样的社区内犯罪率往往较高,并会因团伙犯罪对年轻人的影响产生恶性循环。欧洲接受难民的国家里,很多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越来越不满的难民年轻人,感到受主流社会的排挤,自身又无力摆脱困境,容易被极端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招募者劝诱。

分析指,借助于发达的资讯传播方式,以及中国大陆党宣系统习惯性对信息的选择标准——尽可能多地暴露欧洲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以让中国民众自行感悟“中国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之高。欧洲各国在接受难民后遭遇的难题和困境实际上已经被中国大陆民众所“熟知”——前车之鉴,中国人的恐惧感并非毫无缘由。


来自“中国历史”的警示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意味着,战争史是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另一面。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与外来者和少数民族的族群,彼此都抱有“天然的敌意”——在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互对撞冲击时,战争是唯一不曾缺席的。这也让当下中国人在考量“中东难民是否可以接收到中国”时,不自觉地对照几千年的历史,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接受”。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后,对应的是血与火的结果。

有观点人士,在多维新闻刊文《历史警告中国:谨慎面对中东难民问题》援引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YMC 註】的观点认为,“盲目的慈悲是危险的,肤浅的爱足以灭国。”并举例称,“中原帝王将匈奴、氐族难民安置在中原腹地,引发了五胡乱华;唐太宗将突厥难民迁入幽冀等地,成为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唐末朝廷迁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地区、逃避吐蕃压迫的难民——党项人,仅仅播下了日后河西动荡(西夏独立)的种子。”特别强调,“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要追求人性的美好,更要克制危险的道德冲动,须知,很多真正的灾难往往源于一个天真的理想国。”

分析称,中国当下的民众沿袭了传统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中共在建政时将几百个民族统一划归到“56个民族”的框架中,并用近70年的时间完成了民族的融合任务——用“中华民族”的概念将民众同一化。这样既能规避历史上民族争端引发的战争,亦能形成更为温和的政党执政环境。事实上,中国的执政党也基本达到了目的,不过,一旦谈及将要大批量地接受难民——将外族真正“引进到中国”,很多中国人内心的“历史痛点”就会被唤醒,内心天然地防御机制也会迅速形式。

这个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国家,其骄傲资本来自于历史不曾被割裂和中断,这也意味着历史的伤疤会累积成为今天“恐惧”难民的理由。


无法回避的“穆斯林”话题


美国“9·11事件”后,激进的穆斯林和穆斯林中原教旨主义们的恐怖主义行径成为美国政府的打击对象,而作为政治盟友,欧洲各国亦对穆斯林中潜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人士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和打击措施。

这些行动当然也遭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而在中国官方眼中,恐怖主义已經途径中亚蔓延到了中国新疆等地。

毫无疑问,中东被认为是“激进穆斯林”的集中地之一,西方各国与中国在反恐层面上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共识。中国官方在对“东突势力”的定义以及打击的态度上,直接影响着民间对“激进穆斯林”的看法。而这些在涉及到接受“中东难民”的话题时,无可避免地也要面对如何分辨难民中的“激进穆斯林”或“恐怖分子”的话题。在坊间的话语体系中,显然内心的恐怖感要压倒“对中东难民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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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难民问题应该视国情而定(图源:VCG)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


在中国大陆,当下的中西部地方官员还在为完成最高领导人下达的“2020年消灭中国贫困人口”工作目标而拼命工作,而中国民众也习惯于在政府发布的新闻中听到“中国政府向某国捐赠了钱或物质”来替代自己完成内心的国际慈善行为。

以大陆民众的视角看,政府捐赠的钱和物资并不是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去的,而如果真的让难民到中国来分享现实中的大陆民众生活资源时,那些还生活在贫困边缘和贫困线以下的民众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

分析指,中国虽然在官方和坊间都以“经济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而骄傲,但他们也承认现实层面上,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帮助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翻转成为“脱贫人口”(2016年中国官方指定的贫困线约为3,0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实际上这个政党和国家的双重目标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而身处现实中的中国大陆民众很清楚,一旦中东难民进入中国,将会影响中国很多贫困人口的脱贫目标。

有相当一部观点人士认为,“谁把中东搞乱的,谁就有责任接受中东难民。”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相当多中国大陆网民的支持。

观察人士认为,目前讨论“中国是否应该接收中东难民”是个伪命题,还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大陆网民的恐惧感从现实意义上说无可厚非,或许这些信息也有助于中国政府在面对“难民是否要进入中国”的必要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地选择。


【 YMC 註: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 資料來源:《Baidu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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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ymchen 于 周一 7月 31, 2017 9: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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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3】



(3). 《同治回乱的教训:
警惕中国陷于伊斯兰化》

作者:周方舟
《多维历史》(2017-06-27 )


【《多维历史》按: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而“同治回乱”就是我们必须得尊重,一定要正视的一段历史。本文摘自2017年6月24日中美学者智库,作者周方舟,原题为《“同治回乱”给今天的教训:警惕中国陷于伊斯兰化和穆斯林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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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处理棘手的汉回民族矛盾时,能落实“剿抚兼施”政策,一手硬一手软(图源:VCG)


“同治回乱”是1862至1873年同治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部分地区)两省的回民暴动和叛乱。当地的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出于维护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考虑,我们刻意回避这段历史,甚至错误地以意识形态代替历史事实,将“同治回乱”解构为“回民起义”,是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战争。“同治回乱”是清朝对这段历史的定义,实际上是非常精确到位的。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而“同治回乱”就是我们必须得尊重,一定要正视的一段历史。

“同治回乱”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针对汉民族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对中华民族进行的一次最惨烈的大屠杀,其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二战时期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日本对1800万中国军民屠杀。在“同治回乱”叛乱的12年间,当时西北地区回民大概是三百多万,但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达2000多万人。

左宗棠曾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

汉回构怨的实质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也就是争夺民族的生存空间。

陕甘地区在历史上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汉族的传统聚集区。但由于气候的干旱变迁,陕甘地区的自然生存环境已日趋恶劣。到明清时期,干旱、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改道等自然灾害频发,而与此同时陕甘地区的人口却在持续增加。为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在陕甘地区逐渐形成以民族和宗教为阵营的世仇争斗,即汉民族和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争斗。

明朝灭亡,中国西部的伊斯兰化非常严重。新疆地域本来属于丝绸之路上汉佛文化的鼎盛之区,慢慢被强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所代替。随后,一些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中东地区引入了一些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保守教义。

18世纪,甘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引入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al-Sufiyyah),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在中国西北回民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教派,称为“新教”教派,得到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这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

清朝乾隆时期,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一种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门宦制度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它是维系整个回民的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最大特征就是回族穆斯林组织化和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它改变了当地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其主要表现是,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组织化、政治化和回民穆斯林叛乱有密切关系。

清政府出于对伊斯兰门宦组织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兴起的警惕和担忧,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因为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统治难度。乾隆以后,清政府竭力取缔伊斯兰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族的歧视和排斥。清政府的这一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对抗,对抗的直接后果就是回族穆斯林针对汉人的屠杀。

西北回乱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各地回民暴乱四起,其主因刺激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汉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田苑据为回族穆斯林所有。绝大多数回民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汉人的行动。一时回民暴乱和屠杀四起,在西北呈席卷之势。

清廷从直隶调来大量军队平叛,可是屡战屡败,回乱势力愈加浩大,叛乱第一年被回族穆斯林屠杀的汉人就达1100多万人。

直到1866年(同治五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兵甘肃。左宗棠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以回制回”的方略,局势才开始反转。直到1873年,左宗棠才彻底平息了西北的回乱。

这场回乱,汉人被屠杀高达2000多万,其中陕西动态损失近700万,甘肃被屠杀的汉人高达1400多万。

西北回乱中,回民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回乱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回乱平定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回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其余回民均被屠杀或逃亡。

实际上,西北回乱马家军残部的惯性一直持续到1949年才被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全歼。至此,持续近百年的西北回乱在中华大地才被彻底荡涤干净。

“同治回乱”给今天的教训是:


一、“同治回乱”的本质是资源争夺战


“同治回乱”的本质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回族穆斯林和汉人争夺有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一场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根据西方国家的研究,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与其行为的关系如下:

——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地区少于2%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在2%-5%,穆斯林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中大规模地吸收新成员;

——在5%-10%,穆斯林将推动对清真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他们会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他们的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在20%-40%,可以预知此地区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

——在从60%起,穆斯林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岐视和迫害。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穆斯林人口排名:

第一名:新疆,穆斯林人口1340万,占人口比例60%,有清真寺24000多座;

第二名:宁夏,穆斯林人口250万,占人口比例36%,有清真寺4000多座;

第三名:甘肃,穆斯林人口137万,占人口比例5.2%,有清真寺2500多座;

第四名:青海,穆斯林人口115万,占人口比例20%,有清真寺930多座。

由此可知,新疆的实际情况就是处于危险的状态。增加汉人人口比例至关重要。


二、穆斯林与麦加之间是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关系


“同治回乱”之前,西北地区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麦加朝觐是陕甘回乱宗教屠杀的精神武器。穆斯林去一次麦加朝觐,他们的精神面貌就会涣然一新一次,激进程度就更上一层楼。

因此有必要切断或者有选择性地选送西北穆斯林的麦加朝觐之路,以切断激进伊斯兰思想对西北地区的输送和传播。


三、严防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的复活


一旦伊斯兰政教合一的门宦制度复活,意味着穆斯林组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对此要严厉打击和坚决压制。


四、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一定要吸取西方国家白左政策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教训,坚持主体民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思想。

主体民族:汉民族为国家民族的主体;

主体文化:中国文化为主体文化;

主体思想: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为主体思想。

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受尽外族侮辱和肆无忌惮的屠杀,一直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痛苦地煎熬与挣扎,故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近代史更是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自南宋亡国以来的强力反弹,中华民族再次以主体民族强势生存,“两弹一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冷兵器时代被异族屠杀亡国的时代的永远终结。

岳飞在临刑前吐出胸中的块垒:“还我河山!”何为河山?河山就是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和根基。

长风万里送秋雁,正是岳飞、左宗棠、彭德怀这样的战神为中华民族赢得今天的生存空间和版图,中华民族现在才得以强力反弹和强势生存,我们对此才可以酣高楼。

民族之间的争夺和战争,就是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和战争。中国的版图貌似很大,其实大部分乃高山和荒漠,适合人类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并不多,平均到个人的更少。我们更缺乏大国博弈必须的铁矿、铜矿、石油和粮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知。

对于那些要引入中东穆斯林难民的主张和言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那些别有用心的黄左们的主张得逞,引入的中东穆斯林难民将是内植于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国际大气候来临,木马病毒就会发作,将导致中国陷于穆斯林内乱甚至分裂,这就是“同治回乱”给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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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網民網文選輯【轉貼】

發表  ymchen 于 周四 8月 03, 2017 10:14 am






【轉貼】

“中國應否接受中東穆斯林難民?”
—網民網文選輯


【續-4】



(4).《历史上:
中国两次差点儿变为穆斯林国家!》

作者:路财主
《sina財經頭條》(2017-02-26)


从开号到现在,写了这么多的货币、房产、财经和金融的文章,其实作者本身对我国的历史发展也有很高的兴趣,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历史上的一点小事件,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根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数据,从1900年到2000年,伊斯兰教信徒从2亿(12.34%)增长到12.4亿(20.2%),而进一步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8个主要宗教群体”2010年人口规模和分布的研究报告,到2010年全球伊斯兰教信徒已有16亿(占世界人口的23%),超过了中国总人口规模,是世界上信徒第二多的宗教,也是新世纪扩张最迅速的宗教……

伊斯兰教于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此时的佛教、儒家文化和基督教都已存在超过600年,而犹太教和印度教则是更早就已经出现。相比世界其他四种主要文化(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及儒家文化),伊斯兰教在21世纪的现代发展如此迅速,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更让你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也曾经差点儿整体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

伊斯兰教产生之后就开始了其扩张步伐,先后征服中东、北非、西亚广大地区以及欧洲部分地区,随后不久一些中亚游牧民族(以突厥人为主)也逐渐放弃了原来的佛教、摩尼教和拜火教而改宗伊斯兰教——当然,这种改信是被征服之后的唯一选择。

在中亚逐渐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后,由于领土开始邻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帝国文明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就是爆发于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军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及西域各国联军3万人,阿拉伯帝国的阿布-穆斯林所率领的阿拉伯联军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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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唐王朝正值兴盛最高峰,但怛罗斯之战最后却以阿拉伯帝国完胜告终,高仙芝所率领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残军仅剩几千人退入唐帝国境内,将原来深受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华儒家文明影响的中亚(包括西域)拱手让给了伊斯兰文明。

更加不幸的是,随后唐王朝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整个帝国陷入混乱状态,如果阿拉伯人乘胜追击,中国很有可能被伊斯兰文明征服,或大部分领土被伊斯兰文明征服——实际上,阿拉伯帝国在很早已经应许两员悍将穆罕默德和伊本-穆斯林,谁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

当然,这两人都不是怛罗斯之战的指挥官,怛罗斯战役指挥者阿布-穆斯林原为波斯农民起义领袖,后来才归顺阿巴斯王朝,战胜强大的唐帝国之后,他因功高震主而被谋杀,他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也被处死,由此引起阿拉伯帝国大规模叛乱,阿拉伯帝国忙于平乱,并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唐帝国本土,只是巩固了已有的中亚领土,伊斯兰文明从此在中亚取代了唐帝国的霸权。

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差点儿变成穆斯林国家的情况,有兴趣的人可以百度百科“怛罗斯之战”。

中国第二次差点被伊斯兰文明征服的时间,发生在明朝初年,而这个时期,正是伊斯兰文明第二次全球扩张期,这次扩张的主力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特别是后来征服中亚的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文明的扩张步伐大大加快。

差不多就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同时,中亚兴起了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游牧帝国——帖木儿帝国,帝国创始人帖木儿是个瘸子,自称成吉思汗后裔,并且以黄金家族继承人自居,史称“跛脚帖木儿”(Tamerlane),和成吉思汗一样以征服、屠杀和残暴而闻名史册。他对于一切敢于抗拒的敌国进行大屠杀,并用被杀者的头颅建立人头金字塔,以警告他人不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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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一生都在征战,曾经三征花剌子模、五征波斯、七征伊犁,先后打败当时正在兴起的奥斯曼帝国、东欧金帐汗国、中亚察合台汗国和印度德里苏丹国,建立了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帖木儿帝国,定都撒马尔罕。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曾派遣使者要求原臣服元朝的察合台汗国对明朝效忠,察合台家族的可汗们表示愿意效忠的意愿,但正值兴盛的帖木儿帝国,可不会吃大明朝这一壶。

由于当时仍忙于其他地区的征战,帖木儿很有手腕,他开始逮捕了明朝使者,但经过长时间谈判,认识到了当时朱元璋治下的明帝国实力之后,不仅释放使者,而且在1387、1392、1394年(洪武二十、二十五、二十七年)三次派使者携带礼物到明朝,呈上措辞谦卑的称臣书信,以虚头巴脑的归顺麻痹大明帝国。

当帖木儿认为其他地区的征战大局已定之后,他于1395年公开宣布他要征服明朝,迫使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把这作为他晚年最重要的任务。然而,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陷入了和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402年7月份,两个都处于上升势头的帝国在今天安卡拉附近开展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奥斯曼帝国军队被摧毁,帝国苏丹巴耶济德及儿子被帖木儿俘虏,此后帖木儿才有精力专心准备对大明帝国的侵略。

3年之后,帖木儿聚集起20万大军开始远征中国,但老天没有给帖木儿机会,刚刚动身的他1405年初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讹答剌(Otrar)病逝。在他壮丽的蓝色园顶的陵墓内绿玉色的棺材上写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间,全人类都会发抖!”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对此事进行评论:“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亚兴起的帖木儿汗国,正决心恢复蒙古帝国东方的故有版图。1404年,靖难之后结束第二年,帖木儿大汗从他的首都撒马尔罕,出发东征,进攻中国。不料在中途逝世,军事行动中止。如果帖木儿不适时的死,根据已知的资料推断,以明王朝那残破的力量,势将无力抵抗。一个新的异族统治可能再现”。

要知道,帖木儿可不是成吉思汗或忽必烈,他是一个最狂热的伊斯兰信徒,每征服一个国家,就用武力要求所有人皈依伊斯兰教,如果中国被征服,可并不会像蒙古人的元朝那样尊重当地宗教信仰,或者像满族人那样接受中国文化……

在帖木儿病死之后,其后裔立即开始争夺王位的斗争,整个帝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再也没有实力来入侵明帝国。

这就是中国第二次差点儿变成穆斯林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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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说的是,虽然陷入混乱,但帖木儿帝国一直维持到1500年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汗国建立才灭亡,而帖木儿的五世孙巴布尔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失败后进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莫卧儿”这个词儿就是“蒙古”的音译出口转内销,帖木儿自认是成吉思汗后裔,巴布尔当然也自认为他的王朝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

想想看,中国两次都差点儿被伊斯兰文明征服,但因为阴差阳错,实际都没有发生,在庆幸之余,我们也只能感叹历史真的是由偶然和吊诡所主导。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即便中国这两次被伊斯兰文明征服,也不一定就会变成穆斯林国家。

这个问题嘛,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伊斯兰文明为何能够快速扩张的根本原因,根据世界历史地理资料,除中欧和伊比利亚半岛之外,几乎所有被穆斯林征服的地区最终都维持着伊斯兰文明,一直到现在。

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地理已经给我们展示,有太多非穆斯林国家变成穆斯林国家的先例,而基本没有穆斯林国家变成非穆斯林国家的案例。

为什么这样?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宗教都先后与政治、司法和人们日常世俗生活分离,但伊斯兰教却不是:伊斯兰文明不仅仅是宗教,它本身就是政治(遵从伊斯兰教规的政府)、就是司法(沙里亚法)、就是生活(日常的祈祷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要求),这意味着民众从精神世界到世俗生活都是被限定在一个框框里,你只能接受安拉告诉你的东西,否则从肉体上你就应该消亡(叛教者要被处死);在群体的互相监督之下,人们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宗教和这个世界。

就这样,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只能是别的宗教和文化被伊斯兰教同化而不可能是别的宗教或文化同化穆斯林,再加上穆斯林社会一夫多妻制和超高生育率……

这正是伊斯兰教20世纪以来扩张惊人最核心的两个原因!

更要命的是,在伊斯兰文化支配之下,绝大多数普通穆斯林根本就没有基本的逻辑认知。《美国的孤独》(America Alone)一书作者Steyn,在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居然同时相信两件事情:

1)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
2)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即便在英国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熏陶,调查结果显示居然有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能生活在沙里亚法之下,更是有7%的人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911事件发生后,英国的穆斯林青年们上街游行,要求司机和他们一起大喊“本拉登伟大”。

更进一步,由于人类的卫星登月,电脑手机、互联网谷歌以及淘宝腾讯之类的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不可能发生在穆斯林社会中……马来西亚算是伊斯兰国家里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最高的一个国家了,可他们的前总理马哈蒂尔怎么说的,“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生产,甚至都不能管理自己的财富!”

这就是问题所在,但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应该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作为一种操作系统的伊斯兰》(具体可以网上搜索查看),有兴趣的人可以读读,我就不再啰嗦了。




【本選輯結束】

【多謝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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